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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“硝烟”的一场战斗

来源:暗夜星坠网   时间: 2020-10-20

  1959年平叛斗争胜利结束之后,西藏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,百万农奴翻身作了主人。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,在牧区除没收叛乱领主和叛乱牧主的牲畜,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所有外,对整个牧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予变更,并实行了不斗争、不分配牲畜和不在牧区划分阶级的“三不”政策。除三大领主之外,其余统统称为牧民(包括牧工)。同时还决定,在牧区开展三反两利(反叛乱、反乌拉、反奴役和牧工、牧主两利)运动。1962年9月,中央批复西藏工委《关于牧区当前若干政策的规定》(修正稿,即通常所说的“牧区三十条”)中,强调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依靠劳动人民(特别是贫苦牧民和牧工)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阶级路线。1964年1月,西藏工委在《关于牧区在处理未叛领主、领主代理人、牧主问题时应注意的三点意见》中又指出:凡是未叛领主、领主代理人、牧主,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,均不应该按敌对阶级分子看待,要把他们看成朋友,对他们有团结有斗争。
  
  前塔乡有叫巴纳的一户人家,家里两兄弟都是“喇嘛”。因为苯教的“喇嘛”允许结婚生子,而且生的儿子无论有几个,世代相传,个个都是喇嘛。就像巴青一句俗话说的:“喇嘛布喇嘛印,本布本印”(喇嘛的儿子就是喇嘛,“本”(头人)的儿子就是本)。而其他信教群众皈依之后进入寺庙,除了极个别特别优秀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,能得到“朵登”(觉者)的称号之外,绝大部分人直至老死也依旧是一个“扎巴”(过去有人将之译为和尚,我认为还是译为僧人较妥)。这也是苯教与藏传佛教(宁马派除外)的不同之处。
  
  1959年,这喇嘛兄弟俩带上全家老小,赶着牲畜,翻过唐古拉山去“仲”地(唐古拉山北面的一大片荒原。)参加了叛乱,1960年解放军对该地区发动攻击,叛匪全被歼灭,两兄弟又一起当了俘虏,经过教育后被释放回到格尔滩。只是他们原来在日昌的几间土房子,已经按照政策没收,归县牧场和前塔乡政府共同使用,工作组便安排他们在嘎斗组住了下来。平时组织群众开会学习时,也没有让他们参加,只是在治疗癫痫的最新的方法是什么呢?迁移草场和秋天割草时,偶尔能见到这两兄弟的身影。曹书记好几次问我,巴纳家有什么动静吗?我也多次问过乡干部和贫牧群众,但大家都是摇摇头,说声:“辛勒没(不知道)。”
  
  1964年的秋天,开始割草了。一天噶斗的行政小组长格珠气冲冲地来找我,说:“最近次旺一点也不遵守组里的安排,净挑好的吃,根拉你看怎么办?”我笑着问:“他挑吃什么了,惹得你这么生气?”罗则在一旁替格珠解释说:“他是说巴纳家的次旺不服从组里的统一安排,这次割草时尽挑好的草场割。”我对罗则说:“今晚上组织群众学习时,通知次旺也来参加,让大家在会上好好教育教育他。”但晚上开会时,次旺没有来,来的是他的弟弟南珠。南珠点头哈腰地吐着舌头,低声下气地对我说:“本部拉(长官),次旺上午去区里买茶叶还没有回来,我就来了。”他那虚情假意的表情,想要证明的似乎是:“看,我这么老实,你总该高兴了吧。”
  
  开会时,组长格珠先讲话,他说:“这几天大家都能按照组里的统一安排割草,很好,很好。可是,也有个别的人不听安排,净挑好草场割,还将其他草场践踏得一塌糊涂。希望大家给这样的人提提意见。”人们七嘴八舌,但矛头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喇嘛南珠的身上。南珠低头哈腰地说:“这些日子,我一直在山上放牧,都是阿觉(哥哥)次旺带人在割草,情况我不清楚。”一位老年牧民洛珠说:“今日次旺不在,那你就先讲讲自己的事情吧。”南珠一直低着头,不吭声。洛珠憋不住了,生气地站起来说:“你不讲,那好,那就让我来替你讲讲吧。这一向你一直在山上放羊是不假,可你在山上时,经常跟大家都讲了一些什么话?你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说吧。”南珠以攻为守地说:“我天天在山上,就是跟着牛羊的屁股转,能够跟它们讲些什么话呀?”一个年青小伙子说:“你好几次对我们讲,‘仲’地多么多么好,糌粑堆得像‘部地’(小山),牛奶像是从‘曲果’(泉眼)里流出来。你说的那些话,自己都忘记了吗?”南珠仍然低着头,一声也不吭。另一个中年牧民嘎旺站起来说:“你不光是在山上讲‘仲’地如何如何的好,安徽癫痫医院哪家治疗,靠谱你家里冬罢、野罢(冬、夏帐篷)样样都有,今年夏天又专门请人在家里赶着做了一顶“库儿”(布帐篷),我问你,你们家就那么几口人,要那么多的帐篷干什么?是不是想带着轻巧的布帐篷再到“仲”地去叛乱?”我注意到,就是嘎旺的这一句问话,南珠那原本低着的头就像是被大太阳晒蔫了的一只葫芦,差不多都快要抵到自己的膝盖上去了,全身也像筛子般轻轻地抖了起来。我悄悄对罗则说:“这个情况很重要,别放过去,得好好问一问。”罗则站起身来,让大家安静,然后对南珠说:“南珠你好好听着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讲清楚,次旺的事情你也不用往自己身上拉。”南珠就是不吭声。一位了解南珠历史的老人格桑说:“听说那年你在‘仲’地被解放军俘虏时,已经病得快要死了,是解放军的门巴(医生)给你打针吃药,才救了你一命。你现在还想反对共产党,反对解放军,你的良心都让狗吃掉了?”一些人听到这里,按捺不住纷纷站了起来,指责南珠忘恩负义,是改不了吃屎的狗。更有一些经常同南珠在山上一起放牧的人,纷纷将他在山上散布的一些反动言论,你一言我一语地都检举了出来。那架势,真可以称得上是乱箭齐发。有些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,甚至想要对他动手动脚了。原来我打算开的一个小小批判会,不知不觉竟变成了一场斗争会,这可是大大超出了我这个小小工作组长的职权范围。我连忙站起身来,想要制止住这混乱的场面。但人多嘴杂,根本没有人听我的话了。这时候,南珠也慌了神,好像是坚持不下去了,他浑身哆嗦着,吞吞吐吐地喊出了一声:“阿纳念都,阿纳念都(我有罪)。准备去‘仲’地的事情,‘公却松’(向三宝起誓),那可全都是次旺的主意呀。”接着他就装模做样地号啕大哭起来。在众人的追问之下,南珠哭着将次旺早就串联好了几个人,准备先杀了工作组(也就是罗则和我),夺了枪再去‘仲地’的事情,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。
  
 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,原本只是想教训教训次旺的小组会,竟然开出了如此的一个结果。特别是南珠最后的那些话,让我想起县委天天在强调清理阶级队伍,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。县委刘书记兰州专业癫痫医院有哪些还亲自挂帅,在江绵区抓喇嘛森巴的复叛案子,已经调查了几个月,一直也没有能结案。真没有想到,今天这么简单,我和罗则就将前塔乡的这个“盖子”揭开了?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呀。但同时我也为自己和罗则庆幸:若今日南珠说的当真,这两兄弟的复叛计划,头一个攻击目标可就是我和罗则的两支枪和两条命。如今揭开了这个“盖子”,首先“受益”的当然也是我和罗则两个人了。
  
  我连忙同罗则商量,立即组织几个贫苦牧民积极分子将南珠控制住。然后,罗则连夜去区里报告情况,并搞清楚次旺今晚上在哪里借宿,将他也立即控制起来。我又写了一封信,让人连夜送到县里去,将这件事情报告了刘书记。第二天早上,先是罗则和乡文书次旺押着喇嘛次旺回来了,下午,刘书记和县公安局保局长,领着县中队队长和四名全副武装的战士,骑马来到了格尔滩。经过调查取证,原来次旺1959年在‘仲’地时,就是叛匪总指挥罗布次仁、老娃喇嘛的死党,在平叛部队的有力打击下,实在走投无路才投降了解放军。1960年获释回到前塔,表面上假装老实,可是这两个喇嘛心里面,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们那已经失去了的“天堂”,处心积虑地妄图复辟他们宣称的“最美好、最神圣、最完善”的封建农奴制度。这几年竟偷偷地串联好了十来个人,连杀人的凶器——一把两尺来长的铁“栋”(矛)都准备好了。准备趁我和罗则组织群众开会时,由一个叫工则的人将“栋”藏在藏袍里,坐到我的对面,趁机先杀了我,抢到冲锋枪,再干掉罗则,有了两支枪之后,再顺路去长乃区杀两个干部,再夺两枝枪,然后就到‘仲’地去。
  
  我想起1959年叛乱分子那荒唐不经的“糌粑山、牛奶泉”的弥天大谎,就问次旺:“1959年你不是到‘仲’地去过了吗?你见到糌粑‘布地’牛奶‘曲果’了吗?”他将头低到了膝盖上,仍然不回答我的问话。
  
  后来审讯时,县公安局包局长问次旺:“你早就有了预谋,为什么一直没有行动?”次旺交代说:“罗则的长枪虽然放在帐篷里,可是那支枪的枪栓却一直放在他的朗帕(衣襟)里;那‘些米’(眼镜)连武汉中际癫痫病医院免费救治抗疫英雄7岁女儿开会时,枪也总是背在背后,我们就有点害怕。准备等今年草割完后再动手。”保局长对我说:“1960年我在达木萨迦县工作,几个人找到工作组,说是要坦白交代问题。就在副县长席洪典伸手去接他们的‘交代材料’时,一个叛匪一把抓住了县长的手,猛然将他摔倒在地,接着就是几刀,幸亏都未中要害,才保住了一条命。可是一位藏族女翻译,也被另一个叛匪捅了几刀,当场就牺牲了。你别看那些人平时见到你我时,又是点头又是哈腰,他们可时时刻刻也在想着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。警惕性千万不能丢啊。”局长一席话让我想起,罗则背的是一支长长的762俄式老步枪,一到了乡下,不将枪取下来,连帐篷都没法子进去。再说,在乡下工作,成天背着一支长长的枪,也实在是不方便。因此,他一到了目的地,就将枪搁在了帐篷里的矮墙上。幸好我多了个心眼,每次都让他将枪栓取下来,放到藏袍前襟的兜兜里,没有了枪栓的枪,也就成了一根烧火棍。罗则不以为然,还总是笑我胆子太小了。可我的这支汤姆森,虽说不是短枪,还有一点笨重,但它的好处是体积短小,连枪管都是用螺纹连接在枪身上的,随时可以拧下来。那枪也就是一个挎包那么大,我平时就挎在背后,一点也不碍事。一旦有了情况使用起来,比那些带短枪的人,要从枪套里去拔枪还要快得多。我从心里感谢刘书记那次让保局长给我换了枝好枪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,连声说:“局长,谢谢您给我换了支保命枪。”局长说:“谢我不管用,要谢就谢刘书记。也算你命大,局里刚好还有这支冲锋枪。”
  
  案件全部审理结束之后,刘书记临回县时对我说:“将这次的案件侦破情况详细写个报告,马上送到县里来。”过了不久,我又去县里报帐、领款,并给他送工作报告时,他高兴地告诉我,上次破获巴纳喇嘛复叛的情况报告,受到了地区的表扬,还转发了全地区。只是地区公安处在文件的按语中说:用“乱箭齐发”的方式来侦破这样的案件,泄密的几率太大了,今后要注意。
  
  这就是我在巴青十年间,亲身经历过的一次活生生的,有一点点惊险,但没有硝烟的“战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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